青銅器上的銘文與歷史
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是這個時期是集大成的藝術精品，高度融合了當時文學藝術、科學技術、藝術設計乃至政教、歷法等文明因素。正因為如此，才有“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之稱。它涵蓋了社會結構、人員構成、宗教儀式等更為上層內容。
青銅器之所以能夠成為三代禮制的承載物，是與中國古代文化密切相關的”。西周銅器較之商代晚期更加注重銘文，“郁郁乎文哉”，所謂的文就是指的文字、文氣。金文就是指刻鑄在青銅器上的文字，書法家也稱之為“鐘鼎書”。
西周早期銅器因為商代遺民參與到制作之中，在漸開新風的同時頗有前朝流緒。
青銅器廠家指出商周時期，考古材料豐富而具有代表性。因而對這一時期的藝術史或是圖像文化史研究就顯得重要：商周時期的甲金文字是中國書法的淵藪，而書法是中國藝術中有代表性的藝術門類。任何涉及中國書法史的著作，都不可避免地上追到商代甲骨文、西周的銅器銘文。
啟功先生說：“殷墟出土的甲骨和玉器上就已有朱、墨寫的字，殷代既已有文字、保存下來，并不奇怪，可驚的是那些字的筆畫圓潤而有彈性，墨痕因之也有輕重，分明必須是一種精制的毛筆才能寫出的。筆畫力量的控制，結構疏密的安排，都顯示出寫者具有精湛的鍛煉和豐富的經驗。”
天亡簋內部銘文
討論西周時期的書法，多是在西周銅器銘文的范疇內。而實際上，西周時期的書藝有著一個從契刻到刻劃，再至書寫的認識過程，這是結合龜甲契文、銅器銘文、陶器刻劃文字等許多媒材的書寫材料，共同形成的認知過程。青銅器雕塑出售商指出特別是當陶銅、玉器上的朱書或墨書文字進入到書法研究者與古文字及古史研究者的學術視野后，這類材料的出現對之前的認識有較大的震動。
如一九八七年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的一件陶器上，就殘存有六個朱書文字。文字筆鋒挺拔，起筆與收筆處鋒芒鮮明。表現出毛筆所特有的彈性，說明商代的毛筆已具有良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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